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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再融合、强竞争、弱脱钩

作者: 日期:2020/9/3 16:18:12 点击:

爆发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是中国入世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甚至中美双边关系中最大的冲突性事件。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试图重塑中美经贸互动模式。中美贸易战持续近两年,贯穿了2018年和2019年。随着2019年年末中美两国政府达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在原先互动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趋势。这些趋势直接塑造着中美经贸关系未来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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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贸易战总体回顾

20187月特朗普对华加征第一轮关税为中美贸易战正式爆发的时间起点,20201月中美两国正式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止,中美贸易战持续了约18个月。12018年可谓是美国对华贸易战的试探期和加码期,当年中美政府历经四轮谈判和两轮关税加征和反制。虽然美国对华极限施压和策略性接触两手反复使用,但双边谈判未能取得进展,2018年美方分两轮对华共计234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收关税。第一轮金额为340亿美元,税率为25%;第二轮实施于9,金额为2000亿美元,税率也为25%。作为反制,中国也分两轮对自美进口共计94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在加征关税和推进磋商的同时,中美两国也借助201812月二十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机遇,进行首脑会晤,达成继续磋商共识。在2019年上半年,双方认真推进第5轮至第9轮经贸磋商,总体进展良好。但是,中美第10轮和第11轮经贸磋商推进不力,均遭遇重大挫折。特朗普政府为对华施压,甚至在第11轮磋商尚在进行之际就宣布自20195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作为反制,中国政府则宣布,201961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

20196月底,中美两国元首在日本大阪G20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同意中美双方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方表示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秉承两国元首共识,中美谈判团队7月底在上海举行第12轮磋商。虽然两国磋商团队就经贸领域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坦诚的深入交流,但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对于磋商结果非常失望,8月初在白宫听取美方团队汇报时当即就宣布美国将从91日起对总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10%的关税。中美双方在8月进行了密集沟通,无奈进展甚微,美国政府仍决定从91日开始对3000亿美元中第一批112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5%的关税,第二批约16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也将在1215日被征收关税。此外,特朗普还威胁要在101日把此前2000亿美元25%的关税上升至30%。在20199,美国共计对中国输美超过3600亿美元产品征收15%以上的惩罚性关税,而中国也对自美进口商品近1400亿美元商品征收了税率不等的反制性关税。这意味着中美双边贸易中有超5000亿美元被征收了高额关税,2019年中美实际双边货物贸易额的90%左右。中美建交以来,两国从未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双边贸易战,其对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巨大冲击显而易见。

在贸易战几近失控的巨大破坏性面前,中美双方适时展现了灵活度。201910月中旬,中美进行了第13轮磋商,终于取得重大突破,双方认可分阶段达成经贸协议,美国决定推迟实施原定于1015日生效的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经过两个月的密集沟通,中美两国1213日就第一阶段协议文本达成一致。2020115日中美双方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尽管201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尚未遭受贸易战严重冲击,但随着中美贸易战进入白热化的2019,两国双边贸易额下滑极为明显。与2018年相比,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出口以及中国自美进口分别下降了14.5%12.5%20.9%,创下了中国入世以来双边贸易额的跌幅纪录。这充分显示了中美贸易战对双边贸易的巨大影响。表1还表明,在美国通过大范围、高税额的加征关税方式严格限制中国对美出口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降幅也较为明显。根据中方统计,2019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960亿美元,相比20183233亿美元减少了273亿美元,下降8.4%。而按照美方数据,2019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3455亿美元,相比20184196亿美元大幅减少741亿美元,下降17.7%,这几乎和2014344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相差无几。2

中美不仅双边贸易额急剧下降,中美双边投资额也大幅减少。按照美国荣鼎公司统计,2019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68亿美元,2018130亿美元相比下降48%2019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为31.3亿美元,201853.9亿美元相比下降41.9%。如果把2019年中国对美投资与2017年的297.2亿美元相比,更是减少了89.5%

从贸易和投资两个指标整体看,2019年中美经贸关系严重倒退。特别是贸易数据表明,贸易战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甚至要超过金融危机的冲击。由于2019年中美双边贸易急剧减少的影响,美国被东盟超越,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变成第三大贸易伙伴。从美国的角度,中国也失去了自2015年以来取代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退居为美国第二大货物贸易国。

、 再融合

不管怎样,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已经签署,中美贸易战再度升级的概率较小。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以及第二阶段协议谈判的逐步开展,中美经贸关系会出现再融合的趋势。中美经贸的首次大规模融合进程,总体始于中国和美国谈判入世协定,初步定于中美达成入世协定,大致终于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这一过程持续了将近40年时间。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也是中美经贸需要进行再融合的标志。中美之间的经贸再融合进程并不意味着中美此前的经贸互动模式和内容被完全推倒重来,而是表明中美需要在新的历史阶段和已经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基础上进行新的互动。在再融合的进程中,中美经贸关系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难以回到过去的互动模式,并且呈现与之前融合进程不一样的特征。

一方面,中美在再融合进程中的经济实力趋向平等。和之前的融合进程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弱于美国相比,在再融合进程中,中美两国经济实力日益接近。从最为关键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指标来看,2001年中国GDP不到美国的10%,2019年中国GDP超过美国的三分之二。按体现国内市场规模的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计,2019年中国社销总额超过41.2万亿人民币,美国为6.24万亿美元,中美两国基本相等。3按国际贸易计,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略微高于中国,但中国货物贸易总额高于美国。按直接投资计,中美两国也位居全球前两位。按研发投入计算,中美两国迅速接近。实力接近平等是中美再融合阶段互动的结构性基础。在实力接近平等的情况下,中国或美国可能在某个单一领域具有一定的实力优势,但任何一方都无法单方强迫另一方接受全局性的改变,或者单向塑造中美经贸关系格局。另一方面是和实力取向平等相适应的中美政策对等。特朗普政府基于中国不断上升的实力,把中国看成经济大国和强国,单边要求调整在中美入世协议中所确定的双边规则和多边规则。对等原则本身有其可取之处,但不能是无视历史背景和现实差异下的绝对对等,更不能是按照美方标准所定义的强行对等。无论如何,对等原则已经并且会继续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制定的总基调。中美两国势必会围绕对等的条件性、适用性和具体政策实施路径展开积极或者消极的互动。

在平等和对等两大新变化的基础上,中美再融合的实质包括三大方面:

一是利益再融合。美国政府认为,在中美之前的经济融合进程中美国利益受损。利益受损主要表现为美国每年对华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是想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条件,实现美国利益,减少自身贸易逆差。按照这个思路,美国最终和中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表明美国认为第一阶段及后续的协议能够重新调整两国经贸利益分配,而分配的总体结果要有利于美国。从中国的角度,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也符合中国利益,因此,协议文本是中美共同认可的互利契约。借助第一阶段协议和后续的协议,中美两国可以实现利益再融合。根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中国于2020年和2021年要从美国新增进口2000亿美元。4如果完全落实,2000亿美元将使得中美双边贸易额到2021年底可能提升至8000亿美元规模。若如此,中国届时将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也将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如果从产业利益分析,中美之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可以增进利益融合。更为具体地分析,两国农业利益、制造业利益、金融业利益以及能源业利益融合程度会相对更高。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而言,利益再融合进程对中国也是有利的,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预计,如果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所启动的再融合进程顺利推进,中美相互依存度可以实现较大幅度提升,从而有望形成更高程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

二是规则再融合。如果第一阶段协议只是确定了利益再融合的话,那其实可以更早达成。中美经贸磋商历时十三轮,反反复复,重要原因就在于中美经贸磋商的内容不仅仅涉及利益,而且指向经贸规则。从第一阶段文本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导向看,规则融合是中美经贸再融合的应有之义。两国经贸规则可以不尽一致,但规则融合的总体取向是两国经贸规则基于法制化、市场化和透明度的一致性要大幅增加。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外资准入、汇率政策以及市场开放等领域,双方应能够接受对方的标准。在规则再融合的互动趋势下,中美打造各自主导、彼此不同且相互对撞的两套平行规则体系的可能性在降低,规则的渗透性在相对增强,基于两国共识的共通规则也会增多。中美规则再融合并不意味着中国和美国的规则完全一致,或者说中国必须以美国规则为规则。中国和美国可以保有不同的经贸规则,但是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规则有异议,经贸磋商就可以被提起,败诉的一方要修正自身的规则。

三是体系再融合。中美贸易战及其协议达成,证明了一个道理:无论中美双方多么不喜欢对方的体系,两套体系既无法孤立、相互封锁,也不能相互取代、推翻,只能尝试体系融合。特朗普政府多次强调,不寻求改变中国经济制度。即使是对中国经济体系持负面看法,并一心想通过对中国经济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在达成协议时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既有一个美国体系,也有一个中国体系。我们正在尝试找到一种将这两者整合在一起的方法。5中美达成协议的前提条件是美方尊重中国体系的合法性。协议也确认了中美两国体系需要在共存的前提下融合。至于体系融合的具体路径,可能需要通过第二阶段协议内容再呈现出更多细节。

、 强竞争

毋庸讳言,即便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开启了中美再融合的进程,这也不意味着中美经贸问题已经得到全面解决。事实上,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是中美两国在难以承受更大代价情况下不得不为之的止战举措。中美经贸关系未来将表现出强烈竞争态势。竞争属性增强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美关系变化使然。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明显。随着中美关系整体竞争性增强,作为中美关系组成部分的经贸关系确实可以继续发挥一定程度上的压舱石作用,但难以完全脱离双边互动总体框架,竞争性也必然增强。6二是当前国际经济理念呈现出愈发明显的国家主义发展趋势。特朗普政府放弃市场自由主义,强调本国利益优先,要求与中国对等,政府大举介入市场运行。国家主义往往和现实主义相伴随,强调权力与实力,突出国家间竞争而非合作。

中美经贸竞争集中体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制造业竞争。制造业竞争是中美经贸竞争的重要领域。在美国看来,中国当前相对于美国的经济优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领域。中国不仅具备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而且正不断提升其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的地位。而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日益严重,工业制成品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原本对华拥有优势的高科技制造业也面临中国的挑战。这种局面既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也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安全”,弱化了美国国际经济地位。为扭转美国在制造业领域的弱势,特朗普政府异常重视制造业回流,希望在华制造业能够或从中国撤离至其他国家,或直接回流到美国。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取消已经部分对华加征的关税,一个重要算计就是希望通过长时间对中国输美产品保持高关税这种方式,增加在华企业经营成本,迫使跨国资本加快从中国外迁,从而能够打破中国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中国为保持并提高产业链优势,采取各种针对性措施稳住制造业投资,挫败美国政府的企图。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被美国政府视作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的有利时机。特朗普总统宣称美国需要独立的制造业”,7美国典型鹰派、白宫贸易和制造办公室主任纳瓦罗也试图利用新冠疫情加速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相关制造业回流美国。

第二,高科技行业竞争。比中美间制造业竞争更为尖锐和冲突性的,是两国在高科技行业的竞争。美国政府清楚,短时间内摧毁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全产业链优势并不现实,因此,目前主要集中力量抑制中国在高科技行业的发展势头,削弱中国高科技产业可能出现的竞争优势。中美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争将是常态化的、长期的。高科技行业首先聚焦在通讯行业。这在美国近两年集全国之力围堵华为公司这一案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为打压华为,美国政府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动用国家外交和安全机器,在世界范围内构筑对华为的封锁圈,广泛施压各个国家采购华为产品或使用华为产品,用立法或者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切断美国公司与华为的各种联系,威胁向华为终止提供芯片。中美高科技竞争还拓展至各项新兴关键技术及企业。除了传统的对华出口限制之外,美国政府还扩大对华技术限制范围,把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列入政府管控清单,在相关领域禁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同时大幅增加对新兴技术的联邦专项财政投入,以期赢得对华高科技行业的竞争优势。

第三,地缘经济竞争。中美经贸竞争不仅存在于具体行业,还体现在地理区域上。这就是中美间隐然浮现的地缘经济竞争。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政府此前主要从地缘安全角度对华竞争的传统路径,越发重视地缘经济战略在实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希望通过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战略的相互匹配应对中国崛起。8如果对中美地缘经济竞争的地理区域进行划分,可以总结为三大地缘方向:一是东亚地区。对中美而言,包含日本、韩国和东盟的东亚地区和本国经济联系密切,因此也是中美地缘经济竞争的焦点所在。二是亚欧大陆。亚欧大陆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主战场,事关中国地缘经济的未来拓展空间。美国深知亚欧大陆在地缘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采取包括印太战略在内的各种措施制衡中国影响。三是非洲和拉美。非洲和拉美在能源、粮食和市场等方面潜力很大,是中国地缘经济重要的增量区域。特别是拉美,被美国视为后院”,是中国对美国展开地缘经济竞争的重要地带。在各个地缘经济方向,中美运用援助、基础设施投资和自由贸易协定等工具,提升显示度,加强话语权,防止对方在相关地区挤占本国经济利益和影响力。

第四,国际经济秩序竞争。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也受到中美经贸竞争的影响。中美经济秩序之争目前主要体现在争夺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方面。美国是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创始国,美国规则已经天然地内嵌于国际通行经济规则当中。但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美国不断单方面改变或强加国际经济规则,以便打击中国,施压国际社会按照其诉求进行调整。这在美国力主发展中国家规则调整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在2019年初向WTO提交了议案,企图向WTO成员强加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标准。9根据这一标准,中国被视为发达国家,并因此可能失去WTO所赋予的特别且有差别待遇。面对美国在规则上的挑战,中国表示不会放弃发展中国家身份,主张这是国际组织赋予中国的制度性权利。10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细节性的规则之争,还体现在作为一套规则体系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争。标志性的案例是在有超过100个国家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或准成员的情况下,美国迄今仍持抵触态度,不愿加入亚投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中国政府创建的多边开发融资机构。

竞争愈发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显著特征。与之前相比,两国竞争的广度、深度和烈度都明显增强。但必须要说明,竞争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仍然偏中性。如果竞争得当,中美可以在竞争中互学共赢。通过良性竞争,中美也可以寻求整体制裁和全面遏制外的战略选项。

、 弱脱钩

中美经贸是否脱钩是中美贸易战过程中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中美脱钩意味着什么?至少有两点:一是存量意义上中美相互依存敏感性的减弱。脱钩会使得中美两国在正式建交以来、尤其是中国入世以来所形成的相互依存利益逐步减少,原有的经贸联系会慢慢松动。二是增量意义上的中美共同利益的降低。在脱钩的趋势下,中美两国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利益也会相对减少。判断中美经贸是否脱钩,要有客观标准,不能走向极端。一方面,不能把中美经贸之间的政策分歧和客观存在的融合限度都看成在脱钩。国家之间本来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完全融合。例如,即使是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也时常存在着经济政策冲突,北美经济一体化也面临着融合进程中的天花板限度。此外,美国和欧洲、日本这两大盟友也经常出现贸易摩擦,特朗普也对后两者实施了贸易限制措施。因此,对于经济和政治制度大不相同的中国和美国,更不应过高估计其经济一体化程度。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中美之间毕竟爆发了贸易战,两国也确实存在战略竞争,虽然中美完全脱钩的判断有失偏颇、不合实际,但也不能武断认为中美不会有任何程度的脱钩。从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取向看,某种程度、某些领域的中美经贸脱钩难以避免。因此,在融合和竞争这两大趋势之外,中美之间还存在着脱钩的趋势。

中美之间的脱钩有两种动因。第一种是中美经济基于政策考虑而进行的脱钩。具体又可分为两类。一是进攻型、谋求战略优势的经济脱钩。这是美国政府一度想推进的对华经济战略。这种战略的逻辑起点是在经济上中国需要美国要远超过美国需要中国,如果中美经贸关系脱钩,对中国的伤害要远大于对美国的伤害,从相对获益的角度而言,美国通过经济脱钩赢得了相对优势。二是防御型、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经济脱钩。在防御型的经济脱钩上,中美也都有表现。从中国的角度,为了避免经济过度挂钩美国、且美国有意利用市场优势寻求对华权力,进而导致自身经济不安全,中国要降低对美经济依赖度,尤其是要降低在若干关键产业上的对美依赖度。美国也有部分人士主张,其产业链过分依赖中国供应,对美国国家安全不利。

第二种是中美之间因为市场因素而出现的自然脱钩,即由于两国经济自身发展规律,中美之间势必出现的脱钩现象。这主要表现为两国产业发展导致的生产链再调整。整体而言,中美脱钩是基于市场的自然脱钩和基于国家安全的政策脱钩的双重结合。具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中美高科技脱钩。高科技脱钩是美国政府着力推进的重点领域。美国行政当局和美国国会在这一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通过行政命令、立法、外交施压等方式,正试图削弱中国自主创新的体制优势,打压中国高科技领军企业成为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重要着力点。从美方出手打击华为和中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科技公司被美方以各种理由列入实体清单”,对外业务往来受到很大限制。美国因为担心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弯道超车”,对中国实施的高科技管制越来越严厉。说到底美国就是要切断美中之间的科技产业联系,防止中方在高科技领域缩小与美方的差距。在中美高科技竞争无法避免的情况下,美国对华科技防范脱钩政策,不会因为美国政府更迭而变化,最多只是封锁遏制的方式出现策略上的调整。

第二,中美金融脱钩。中美金融脱钩目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领域:一是两国货币联系程度降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市场化,弹性增大,浮动程度更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独立性增强,全球美元体制对中国影响降低。二是中美相互投资增量减少,依存度下降。与中美两国各自所吸收的投资额相比,中美双向直接投资占比逐渐降低。尤其是受美国政府日益严厉的政策限制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显著减少。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是稳中有降。三是货币政策传导性降低。中美两国货币政策虽然相互影响,但是各自独立性增强,货币政策走向较少出现协同性。在贸易战过程中,美联储曾数度降息,但中国基准利率未随之降低。四是美国对中国全球融资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受政治因素影响,中国企业赴美上市(IPO)热情明显降低,在美IPO数量和规模大幅减少。2019,共计33家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IPO,募资金额共计247.65亿元,数量同比下降15.38%,规模同比下降58.01%11与赴美融资退潮相反,中国企业在国内上市的数量和规模大幅增加。

第三,中美经济增长脱钩。历史上,由于经济增长出口导向以及美国市场占中国出口比重较高等原因,中国对美国出口持续增加带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一度较为依赖美国经济,美国经济走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强。然而,中美贸易战进程中美方不断以本国市场为工具施压中国政府,使得中国政府更加意识到国内市场的重要性,需要在符合规则的情况下加速摆脱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在中美贸易战爆发的2018年和2019年这两年,国内消费和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断增加。12向美国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降低,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一步增强。美国也是如此。这客观上导致中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降低,中美各自经济增长情况对另一方的经济影响相对减少。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中美当前在某些领域存在着脱钩的趋势,但中美经贸脱钩又是以弱势而不是强烈的方式在缓慢发生。这是由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巨大存量以及由在中美经济联系中获益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所共同决定的。较短时间的快速脱钩、巨大规模的广泛脱钩都会给中美两国带来严重冲击,其代价远大于脱钩可能带来的经济和战略利益。随着中美止战求和、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可以进一步基本排除中美强行脱钩的可能。

、 结 论

中美经贸关系和中美关系一样,正在发生系统性重构。中美自中国入世以来所达成的双边契约和多边安排,在国际环境、中美实力对比变化以及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迁的共同作用下,难以为继,不得不进行历史性调整。这种调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一度引发了严重的冲突,但现在看起来恐怕是必需的,是为了达成维系中美长期战略稳定的新基础。中美虽然爆发贸易战,但双方仍然展现了战略克制,通过达成协议(包括第一阶段及后续阶段)的方式,表现了还可以用和平和谈判方式形成共识的可能,并由此产生了再融合、强竞争和弱脱钩的三大趋势。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并未改变中美贸易战和第一阶段协议所确定的中美经贸发展总体路径。尽管遭受疫情的巨大干扰,双方仍有维护第一阶段协议和共同利益的强大意愿。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在若干领域竞争和脱钩的趋势。客观而言,稳定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无论是对中国、美国还是全世界,都是异常重要的。双方要寻找彼此能接受的新互动之道,关键是要促进融合、管控竞争、防止脱钩。再融合进程是否顺利,直接决定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再融合进行得好,竞争和脱钩都不足以动摇中美经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的根本。但如果再融合进程不顺,任由强竞争主导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以致再融合所带来的各种利益都无法形成有力约束的话,中美脱钩发生的概率将会大为增加。中美关系必然出现反转,中美关系可能将会失去最后的机遇之窗,走向全面对抗。

注释

1 关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动因和影响,可参见宋国友:《中美贸易战: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6期。

2(1)参见美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https://www.bea.gov/data/intl-trade-investment/international-trade-goods-and-services.

3(2)《国新办举行2019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2311/42462/index.htm.

4(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www.gov.cn/xinwen/2020-01/16/content_5469650.htm.

5(4)https://www.cbsnews.com/news/transcript-robert-lighthizer-on-face-the-nation-december-15-2019/.

6(5)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

7(6)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vice-president-pence-members-coronavirus-task-force-press-briefing-10/.

8(7)Robert Blackwill,Jennifer M Harris,“The Lost Art of Economic Statecraft,”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6.

9(8)标准有四条:1.OECD成员的WTO成员,或已开始加入OECDWTO成员;2.20国集团成员的WTO成员;3.被世界银行指定为高收入国家的WTO成员;4.占世界商品贸易不少于0.5%WTO成员。

10(9)《张向晨大使在世贸组织2019年度第四次总理事会上阐述中方立场》,http:// wto.mofcom.gov.cn/article/hyfy/zlsh/201910/20191002905003.shtml.

11(10)http://www.zqrb.cn/stock/gupiaoyaowen/2020-01-06/A1578313562814.html.

12(11)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52.7%53.3%53.9%,呈稳步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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