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论文网

硕士论文范文

论我国法学教育对反思能力的培养——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

作者:邹益民 日期:2020/8/26 18:31:40 点击:

摘要:法学教育的理想目标是培养具有反思能力的法律人才。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中反思能力培养阙如,此乃我国法学教育的根本困境。这是由于我们目前的法学理论丧失对社会实践的反思能力造成的。我们可以采取总体性的法概念,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或无学科的理论研究,并树立主客一体化的实践观,以提出具有反思能力的理论,并与我国的社会实践进行良性互动。然后用这样的理论引领教学,进行教育过程设置改革,以破解我国法学教育的困境。 

关键词:理想目标; 反思能力; 理论; 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教育有很大发展,但也有不少问题。对此,人们进行了反思,推进了一系列改革。但笔者以为,在既有的我国法学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存在明显问题:首先,对法学教育的理想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从而没能明确认识当前法学教育的根本困境,即反思能力培养的阙如;其次,对造成这一根本困境的缘由即培养反思能力的根基是什么,没有深入地探讨;最后,导致对我国法学教育所提的诸多改进措施不尽合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法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相脱离,丧失反思能力。因此,本文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对我国法学教育加以探讨。

一、当前我国法学教育的根本困境:反思能力培养的阙如

对法学教育的理想目标,学界一直在争论。就法学教育的主体部分即本科教育而论,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法学教育应是专业化的职业教育。如方流芳认为:“大学法律本科教育的定位只能是职业教育。”1另一派则强调法学教育不仅应是专业教育,也应是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如公丕祥认为:“法学本科教育拟应定位为通识教育……我们理解的通识教育,是一种全面教育,包含了职业教育的内容,主要培养较强法律素养的法律通才。”2

无论职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都是培养法律人的能力。因此,能力培养是法学教育的中心任务。这种能力是法律人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这要求把知识与实践相对照,对知识能融会贯通,对实践能进行通透的把握。具体来说:一方面把知识运用到实践,解决实践问题,甚至引领实践向可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反思知识,更新僵化的知识,使知识也与时俱进。这种能力也就是反思能力,是笔者认为法学教育的理想目标。

这种对法学教育理想目标的厘定,是由现代社会的反思性特征决定的。现代社会是开放的、流动的,人们不仅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位置、阶层、结构等或具体或抽象的社会层面自由流动,而且人们的思维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打破了古代世界观的封闭性和僵化性,从而“知识爆炸”“信息爆炸”,也使社会向更高层面的复杂性迈进。因此,人要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从而生存,除了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外,更重要的是具备对社会实践进行反思、随社会一起演化的能力,也就是反思能力。现代教育的根本使命即在于让学生具备反思能力,如迈耶所言:“我们应该教授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教授他们思考什么。”3

法律人反思能力培养的阙如,便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的根本困境。这体现在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各类人才所参与的诸多实践之中,因篇幅所限,不再详论。对这一困境进行反思,可从教育素材和教育方式两方面进行。前者主要指的是教育过程中所传授的知识,主要内容是专家生产的各种理论,后者主要指的是课程安排、学制等。显然前者更重要,因为“教育藉以传播的信息对教育的性质与形态影响最为深刻”4。本文对法学教育的反思,也按照此种重要性顺序进行。

二、反思能力培养阙如的根由:理论与实践的脱离

对于当代中国法学教育,不少论者已经指出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情况。如苏力认为:“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仍然是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重大而急需解决的问题。”5王晨光认为:“法学教育中单调刻板的理论框架和学院式教学法与日益丰富多彩的实践与实用性人才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6但是,对于理论与实践如何脱离的问题,学界依然没有足够深入的把握。笔者认为,这是专业性、技术性、功能性的理论与总体性、复杂性、应然性实践相脱离。

(一)专业性理论与总体性实践相脱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确立理论的专业性。众所周知,这一过程主要是由以张文显为主要代表的“权利本位论”倡导者批判阶级斗争话语进行的。张文显把法学中的阶级话语概括为“阶级斗争范式”,用“权利本位范式”取而代之。7这使得法学从以前的泛政治化中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发展出自己的学科体系。这在教育实践上的体现即是在大学里设置法律院系,传授专业性的法学知识和理论,培养专门的法学人才。这使法律作为一个专门化的职业领域也发展起来,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步形成。法律人运用法学知识对社会问题进行解释、讨论,直至提出终局的解决方案即裁决,其在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从另一方面看,我国专业性的法学理论又在相当程度上是与社会生活实践相脱离的,法学教育所传授的理论知识、所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并指导我国社会生活。因为我国社会生活实践是具有总体性的,即社会生活实践是混合多元的一体。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不断分化,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生活领域的自主性、专门性不断加强。但各领域在进一步分化的同时,其联系也日益加深了。

我国当前法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法学专业化发展似乎有过头之势,突出体现在法实证主义及法教义学的流行上。法实证主义及法教义学的内容尽管不同,但其共同点是把法律当作规范体系,预设这种体系的当然权威,似乎法律面对社会实践具有当然的权威,理所当然地能够解决社会生活实践的一切问题。这种状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相关论者如若不知法学专业的设置和法律的创制是由具有总体性特征的社会实践决定的,是社会赋予法律以权威,而非相反,则会导致专业性自主性发展成自我封闭性,从而脱离实践,遗忘了自己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根基。遗憾的是,当代法学理论及法学教育的发展,的确存在这种倾向。如在彭宇案中,法官的推理8即是体现。彭宇案主审法官之所以进行有违常理的推理,正是因为忘记了法学的专业知识与理论以及法律源于社会生活,而不能让具有总体性特征的社会生活生搬硬套地适应机械的法律条文与规范。

(二)技术性理论与复杂性实践相脱离

我国当代法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发展趋向是技术性,即把法律当作纯粹的技术。这种技术性的体现是现代法律所具有的形式合理性。韦伯对此进行了解释:(1)法律决定都是把抽象法律命题运用于案件事实;(2)每个案件都能依法律逻辑从法律命题中得出裁决结果;(3)法律是由法律命题构成的没有漏洞的体系;(4)不能用法律术语合理解释的东西是与法律无关的;(5)每一社会行动是对法律命题的适用或违背。9凯尔森则指出了法律作为社会技术的本质:“这一社会技术在于通过对相反行为的强制威胁产生可欲的社会行为。”10

关于法律技术性的看法,是我国大多数法学理论的共识。时下盛行的法律实证主义、法教义学、法学方法论研究以及部门法学直接把法律当作技术。“政法法学”11把法律当作贯彻各种路线、方针、政策的技术。所谓的“社科法学”则把法律当作社会治理和规制的技术。法律作为技术具体包含解释、推理、论证等各种技术,其本身也是达致其余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目的的技术。这些技术以强制力做支撑,以是否合乎法律规定为判断标准对行为进行调控。这是现代社会技治论的体现。技治论12认为现代社会依赖掌握各种技术的专家对社会进行统治。在技治论影响下,我国的法学理论沦为社会管制技术的润滑剂,法学教育的目标被狭隘地定为掌握各种技能的专业化职业教育,素质教育未能较好实现。有的学校甚至以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目标来设置培养计划。这似乎使得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沦为职业培训,高校沦为培训机构而培养不出具有高度反思能力的法律人才。

毋庸置疑,法律特别是现代法律具有技术性。但技术性只是法律的一个维度,不能也从未成为主导性的特征,其服务于复杂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既有技术性的维度,也有伦理、道德与宗教等维度,这些维度为技术设定目的,使法律作为技术的使用不偏离可欲的目的。这些复杂的维度,显然是单单作为技术的法律无法把握和统合的,也是无法仅仅以是否合乎法律规定这一单向度的强制性的技术标准来进行判定和治理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对法律本身的规定是否值得承认与接受,即合法律性的合法性(the legitimacy of legality)产生质疑,简言之,对法律技术本身的可接受性产生质疑。在一些法律实践中,公众以讨论、质疑等形式热烈参与进来即是体现。这表明了社会实践的复杂性,但我国的法学理论往往单纯强调法律的技术性,甚至强调基于这种技术性的科学性,从而与复杂性实践相脱离。

(三)功能性理论与应然性实践相脱离

现代法学理论把法律当作一种技术,追求法律的技术性,根本上是因为看中了这种技术的巨大效用与功能。这主要体现为:法律使人们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从而使得人们在市场上能够进行理性计算,经济行为从而超越狭小的地域,面向甚至包括全球的广泛区域;使人们在面对以国家权力为主要暴力时,也能预测其运作的条件、过程及其结果,从而使行政管理从地方集中到中央,此即韦伯所诊断的社会理性化。13这使整个社会从前现代转换到现代。在此过程中,法律是一种根本性的技术与工具,要么直接摧毁旧秩序并型构新秩序,要么作为剧烈的甚至革命性变迁的成果而固定下来。

社会实践的功能需要在理论的功能性方面有所反映。占支配地位的“权利本位论”认为法学与法律以权利为根本,实是对市场经济在法律上的确认和维护,因为市场经济的确是权利经济。这也是对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理性化要求的回应,因为现代行政与治理的确是向所有公民提供以权利为体现和载体的公共服务。各部门法学更是奉功效为法律之圭臬,很少对法律追求功效本身进行反思。这突出体现在部门法学热衷于用法条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规制,对法条进行拟定、解释、完善等活动。这些法学研究及其理论成果,几乎都把市场经济和科层制运行中的功能需要视作理所当然,几乎不从法律秩序维度对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实践进行反思,反思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层制的局限。近些年流行的中国法律实证研究是这方面进一步加剧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与西方法律实证主义不同,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者们自认为进行的是“empirical”研究,即研究实证规范之外的社会事实。14他们认为既有的书本知识要么意识形态化,要么关注抽象的法律规范,脱离实际。为改变这种状况,要走向田野,进行实地调查,实际地观察法律在生活中如何运作,法律与人们的经济、权力、习俗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处于什么关系,法律的效果如何。但他们没有解决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如何从地方性的特殊实践中发现并形成一般性的概念与理论,即超越个案的问题。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苏力提出了“本土资源”这一概念,但这个概念比较粗糙,苏力也没有形成理论体系。15其次,即使搞清楚了法律的实际运作和功效,也依然回答不了法律运作功能的判准问题,即法律发挥的功能是谁的功能,谁有或应当有资格制定什么判准,或者以谁的什么标准判定法律运作的好坏。这样的判准问题也即是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思性问题。反思性或社会生活的应然性判准是社会生活实践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但是我国的主流法学理论并没有关注这一问题,目前盛行的所谓实证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回答这一问题。因为这根本就不是田野调查关注的,也不是它能搞清楚的,它关注的是应然法律实践的实然向度。所以,包括法实证研究在内的我国法学理论过于关注法律的技术性功能,不能对实践进行认真反思,从而不能解决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并引领实践的发展。以这样的理论去教育学生,不大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法律人才。

三、培养反思能力的素材:对实践富有反思能力的理论

我们提出富有反思能力的理论,以从根本上解决法学教育的困境,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对法本身进行再认识

根据上文所述,造成我国法学理论与实践脱离的重要原因在于当前法学理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功能性。这些特征源于对法或法律本身作为能够发挥现代社会所需功能的专门技术的理解。所以,克服当前我国法学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第一步,在于对法或法律本身进行再认识,对其概念和特征进行再理解。

法的概念即法或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当代中国法学界通说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16这一定义除去意识形态内容之外,基本上是现代实证主义式的,即法是具有国家性、强制性、意志性的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规范体系。

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对法的理解的局限。该局限即在于构成这一法定义及其特征的各部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理解却对这些变化视而不见。所以那种对法的实证主义式的理解必须进一步得到改进,以认识到法的复杂向度。笔者以为,可以把管子的“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17作为出发点。这句话表明法的大义在于对生活方式与样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可体现为强制性的国家规范,但显然不限于这一点,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各方面的样式与格式。换言之,法是社会生活实践的形式。这是一种从非常广泛意义上对法的理解,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

这样做是为了与法所源出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世界相对应,对之进行反思。我国正在进行社会现代化,法律要具有现代的实证特征。但法律绝非仅仅具有这些特征,仅仅具有这些特征的法律,也绝不会被人们从内心普遍认可和接受。法律要克服这种缺陷,不仅要具有合法律性,而且还要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具有至上的权威,就必须从生活世界的社会生活实践需要出发,从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出发。正是从这些需要中形成的普遍性公共利益,赋予实证法的形式合理性以实质内容和最终的有效性。而具有上述专业性、技术性特征的中国法学理论,主要关注法律形式与方法本身。那些追求所谓法律的技术性,甚至使法学成为科学,从而使其“正宗”并成熟的主张,18实际上是本末倒置,把本来与我们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与法学,变成与生活实践无涉的技术工具而脱离了生活。其实,法学知识只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受到现实的利益、价值等的制约,不是什么科学知识。19即使能以科学的方式对法进行研究,法律的科学性也绝不能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社会实践的法学“科学主义”。我们需要具有专业性、技术性等特征的法学理论,但我们不需要把这些特征当作法学“成熟”标准从而变成科学主义的法学理论。

(二)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或无学科界限的理论研究

我们要打破法学专业化造成的法律人的自我封闭和自以为是。法律专家要以谦虚、理性的态度,真正从公众的社会生活实践出发,把公众的偏好、兴趣、需要与问题等转化为自己的研究领域、议题与问题,同时接受公众的批判,从而提出切实中肯的意见、认识和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舒国滢强调:“法学者必须找到‘通说’,并像信奉宗教教义那样信奉经过论辩而得到普遍接受的‘通说’,这些通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如果没有被新的通说取代的话,它们就是处理事情(案件) 的法理依据,就是‘法教义’或‘法原理’。”20在此过程中,要重视包括法学家在内的法官、律师、检察官等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法学知识和理论形成中的作用,从而形成法学知识与实践之间良性互动的循环。21这实际上认为法学专家能够代替公众作出决定,依然囿于专业化的视角,只是把专业的视角从法学理论界扩展到法律实务界,并不能真正解决法学知识和生活实践相脱离的问题,不能真正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

但是,从公众的生活实践出发,不是要求直接把我们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当作学术研究的问题;而是要求在学术传统中,以理论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实践问题进行把握,即对问题进行理论化的处理。学界通常有一种做法,即在理论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名义下,把社会生活实践中的经济、政治、道德等问题直接当作研究的问题。这使得所谓理论往往沦为对各种政策、方针的注释和宣传,或者对各种利益群体主张的辩护,或者对大众情感的宣泄,使得理论与学术成为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的附庸品,丧失了理论与学术的自主性、严肃性以及反思性,其归根结底没能指引实践向可欲的更好的方向迈进。理论应当来源、反映和指导实践,但是有自己的自主性,应当基于自己的方式,22即在学术传统中以概念、推理、辩驳等理论自身发展的方式,以学术传承和批判的方式去反映和指导实践,这样才能发挥引领与指导实践的作用。

在对现实问题理论化处理时,理论特别是法学理论应当打破专业化的局限,广泛吸取哲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的理论,开展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或者不受学科边界限制的研究。这样才能认识社会生活实践的复杂向度,使法学理论对社会生活实践切实把握并引领实践的发展。因此,近些年学界流行的以苏力为代表的法律社会科学进路,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种研究依然有局限性,其反思能力依然不足。

(三)树立主客一体化的实践观

加强理论的反思能力,也要求我们树立主客一体化的实践观。

首先,实践具有总体性。这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看。从横向看,实践是人们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活动的总体,上文已有论述,本处不赘述。本处侧重从纵向即时间的维度看。本文所论的实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这就引发我们如何看待现在与过去的关系问题,关键是树立何种历史观。现在依然流行的是线性历史观。23这种历史观采取进步/落后、现代/传统等对立的二分模式,认为现在比过去进步,未来比现在进步、更值得追求,把传统当作落后的东西加以摒弃,这容易产生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到历史传统中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积极因素。这使得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失去了根基,产生认同上的错位,更不会有理论上的自信力与反思能力。因此要抛弃这种历史观,采取复线的、层叠的历史观。24依这种历史观,我们能够看到,当代的实践固然有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创新,但也有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和伟大的革命传统,此即“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的并存”25,是这些传统的交叉、重叠。

其次,实践具有价值性。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层叠性中包含着中国人的美好追求,即体现了社会实践中价值性与应然性的一面。甘阳把这种价值性总结为人情乡情、平等和正义,以及自由与权利的混合,26这显得有些粗糙与大而化之。黄宗智把这种价值性概括为“实用道德主义”27,比较理论化,揭示了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两个重要特征,即实用性和泛道德化。但“道德主义”还是不那么确切,主要是因为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对中国人论及“道德主义”时会面临谁的何种道德这些疑问。所以,对于中国人实践中的价值性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应当提出更富有说服力的理论。这种理论揭示出当代中国人生活实践中的应然价值追求,重建我们的伦理与道德生活,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技治论的解毒剂,对社会的技术化、工具化进行纠偏并加以引导,克服把法律仅仅当作发挥功效的专业技术的观点之局限。

由此我们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即从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实践出发,凝练出具有深度反思能力的理论,进一步指导我们的实践向更好的方向迈进。我们也只有提出这样的理论并形成学术传统,才可能使法学真正摆脱幼稚,走向成熟。这也才可能使得我们的法学知识与理论成为法学教育培养反思能力的根基。

四、我国法学教育培养反思能力的方式:从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出发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对于改革法学教育的具体实践,笔者认为可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以高水平的理论研究引领教学。高等学校作为思想、观念的发源地,高等学校教师作为“理念人”28、知识分子阶层,其本质使命就在于提供反思性、创新性的观念和理论,并把它们主要通过教学过程传给学生,使后者成为各领域的人才,推动社会的进步。所以,高校的教师应以高水平的研究引领教学,用具有深度反思能力的理论教导学生。

其次,改革课程设置。目前的法学院系课程设置绝大部分是由专业核心课程加上部分选修课构成,再加上小部分实习;近些年加上了实训课或实践课。法律实践关涉生活的各方面,超过了目前的理论课程设置范围。至于实训课或实践课,主要是讲授案例分析或实务操作。但是,法律技艺要在实践中在同行或前辈的熏陶下练成或养成,“实务技能只能在生活中学习, 最好的教师不是在象牙塔的教授们而是在战(市)场上的执业界”29。本文认为法律人除反思能力外,还要掌握实践技艺,但两者要分开培养。故不能把职业培训式的教育提前到高校课堂上。目前的实训课或实践课,正反其道而行之,陷入法学教育改革的误区。

所以,本文认为在进行法学专业课设置时,要大大加强非专业课如哲学、经济学等课程的设置。要加强这些课程的分量与比重,如把这些课当作必修课。学生对这些知识的学习至少要掌握其基本原理。对实践技艺的训练是初步的,只是兼及未来的职业要求。这种训练不是通过课堂讲授,而是通过实习进行,要对实习进行改革,可把实习像必修课一样纳入考核,必要的话,还可派老师进行督导。目前的实训课等技能课,把不适宜课堂讲授的东西搬到课堂上,就像在旱地上教人游泳一样,并不会取得实效。有必要把这些课程归到经改革过的实习中。所以,本文认为理想的法学教育过程可分为三部分,即法学知识的学习、非法学知识的学习和到实务部门的实习。前两者是主要的,最后一部分是次要的。

落实这种法学教育过程涉及学制的改革。对此,可借鉴医学院培养医生的方式。当然,具体的教学进程怎么安排才算合理,可先进行相关试验。例如:时间上是四年还是五年抑或更长合适;法学与非法学知识的学习以及实习的时间比例分别应是多少才合适;哪些是必修课,哪些是选修课,时间比例是多少;实习时,学生必须进入哪些实务部门,可以选择进入哪些实务部门,建立怎样的实习督导机制等问题,都可以通过教育试验来回答。

笔者的上述思考权当抛砖引玉,期待我们能办好法学教育,以推动我国法治实现和社会进步。

注释

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03—320页。

何美欢:《理想的法学专业教育》,《清华法学》,2006年第3期。

3(1)方流芳:《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4(2)公丕祥:《变革时代的司法需求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中国法学教育年刊》,2012—2013年创刊号。

5(3)Richard Mayer,The Elusive Search for Teachable Aspects of Problem Solving,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New York:Plenum Press,1987,327.

6(4)陈桂生:《教育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7(5)苏力:《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与思考》,《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

8(6)王晨光:《法学教育的宗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9(7)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0(8)杨贝编著:《法律方法案例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77—180页。

11(9)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Vol.Ⅱ,eds.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c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657—658.

12(10)Hans Kelsen,What is Justice?Justice,Law and Politics in the Mirror of Science:Collected Essays by Hans Kelse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rlifornia Press,1957,236.

13(11)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9—19页。

14(12)哈贝马斯著,李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99—101页。

15(13)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法律社会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6—340页。

16(14)苏力:《好的研究与实证研究》,《法学》,2013年第4期。

17(15)侯猛编:《法学研究的格局流变》,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18(16)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19(17)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下),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338—1339页。

20(18)舒国滢:《求解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戴逸之问”》,《北方法学》,2018年第4期。

21(19)刘星:《法学知识如何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63页。

22(20)舒国滢:《求解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戴逸之问”》,《北方法学》,2018年第4期。

23(21)舒国滢:《促成法学知识与实践良性互动》,《人民日报》,2018年11月5日。

24(22)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第17—77页。

25(23)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6—205页。

26(24)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81页。

27(25)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页。

28(26)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页。

29(27)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70页。


上一篇:人民法院涉诉信访问题研究

下一篇:没有了!

天天论文网
专注硕士论文代写服务

24小时免费热线

SERVICE ONLINE

13838208225

手机扫描二维码

收缩
  • 电话咨询

  • 13838208225